阁笔趣

第二章（第1页）

第二章

1

九曲河畔的土操场上，郎西和吴东的友谊，在篮球与酒精中，看似牢固地建立起来。

他们是同一天来报到的，同住一间宿舍，是彼此在小街初中最熟悉的人。郎西的“永久”牌自行车和吴东的旧铺盖卷並排放在宿舍角落，像他们关係的隱喻——一个带著外来者的优越，一个怀著本地化的扎根之心。

篮球赛是他们共同的高光时刻。郎西身高臂长，镇守內线；吴东敏捷迅猛，穿插外线。汗水混著尘土，在年轻的肌肤上淌出泥痕。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后，郎西会搂住吴东的脖子，衝著场边零星的学生和几个已经结婚的老师咧著嘴笑，那是一种毫不掩饰的、拥有“最佳拍档”的得意。

那时，他们的友谊是真实的。郎西甚至会把自己追求邮电所女员工失败的事，带著几分自嘲讲给吴东听。“瞧不上我？哼，迟早有她后悔的。”他的愤懣在吴东“看开点”的安慰和一杯浊酒中，慢慢化解。

他们就这样做著不算知心、但尚可相互陪伴的朋友，在九曲河畔的暮色里，消耗著仿佛望不到头的青春。

九曲河畔的小街完中，像被时代浪潮遗忘的角落。学校除本部外，还有两个散落在更偏远村落的下属初中，但只有初一、初二，初三时，学生就到小街上上学。小街上这个完中有二十多名教师，像郎西、吴东这样的未婚男教师也就六七个，其中有本地人，放学后便各自归家，留下住校的几人守著空寂的校园。

2

八九年八月，数学老师简南分配而来，但这並未改变单身男教师们的根本处境。在那个城乡二元结构分明的年代，“国家户口”是婚恋中一道重要的分水岭。小街上拥有这个身份的未婚女性，掰著手指都能数清——无非分布在学校、邮局、医院、供销社这几个有限的单位。再除去已有对象或明確“不找教师”的，可选的目標更是寥寥。

其中一位，曾与校內某老师有过短暂恋情，无果而终后，其他男教师便因那点读书人的“臭面子”，不愿再尝试。另一位，是邮电局的话务员小秦，传闻容貌姣好，嗓音更是软语，沁人心脾。於是有阵子，总务处那部老式摇柄电话成了几个年轻男教师心照不宣的目標。他们时常佯装有事，溜进去，用力摇动电话，呜咽的接通声后，便是让小秦转接一些子虚乌有的號码，只为能和她多说上几句话。谁能与她聊得久些，事后便能成为私下里炫耀的资本。直到条件较优越的郎西的明確追求被拒后，这点虚无縹緲的心思才在眾人心中彻底熄灭。

现实就像寒冬腊月九曲河里的水，冰冷的。八十年代末，教师月薪不过八十余元。儘管已设立了教师节，但社会地位依然低微。社办企业的熟练工，收入往往超过教师；而那些令人艷羡的国有企业，如丝织厂、棉纺厂的女工，也因她们的工资比教师薪资高很多，而不愿与男教师交往。那些拨向邮电局的电话，与其说是追求，不如说是苦闷生活中一点可怜的自娱自乐，最终都心照不宣地无疾而终。

夜晚的小街，除了影剧院偶尔放映的旧电影，几乎別无娱乐。住校的教师们，多在备课、看书之余，聚在一起喝点小酒，天南海北地胡侃，排遣长夜的孤寂。

一个赛球后的黄昏，年轻人们照例小聚。酒过三巡，本地教师老郑，一位八四年毕业的大学生，带著几分醉意，拍著郎西的肩膀，打开了话匣子：

“兄弟，我懂。我八四年毕业来这儿，第一个月工资八十四块。相亲相了多少回？数不清了。为啥不成？就因为我是个教师！家里不开店，不开厂，父母是地里刨食的农民。人家城镇户口的姑娘，托人来问，我实话实说，换来的都是九曲河水东流去，打水漂了！”他猛灌一口酒，语气带著积鬱多年的苦涩，“街上多少人瞧不起咱们？他们说，『先生的钱，叫花子的命！嫌我们穷，嫌我们小气，算得精明！我出去买东西，都不敢说自己是老师，怕啊，怕那眼神！”

他顿了顿，眼神望向窗外漆黑的夜，声音低沉下来：“我爹妈为我这婚事，好几年没睡过安稳觉。八二年考上大学，我们村上我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，那是多么光宗耀祖啊！为此，父母还办了酒席为我庆贺！谁曾想，儿子连个对象都找不著……记得有一天，有家长因为我课后给他孩子补课，送来一篮子山芋，我激动好几天，觉得被看得起了，被人尊重了……”

他收回目光，重新端起酒碗，与郎西用力一碰：“兄弟，哥跟你说，別泄气！国家户口不是免死金牌，別被它框死了。你看我，老婆虽不是国家户口，现在不也老婆孩子热炕头了！兄弟们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干！”

郎西仰头，半碗苦涩的啤酒咕咚下肚，火辣辣地烧灼著胸腔。

“郑老师说得对，”一旁的吴东也举杯附和，“看开点，喝酒！”

酒精暂时麻醉了失意的痛感，但醒来后，现实依旧如九曲河水般，冷冷地向前流淌，看不到尽头。

第二章

1

九曲河畔的土操场上，郎西和吴东的友谊，在篮球与酒精中，看似牢固地建立起来。

他们是同一天来报到的，同住一间宿舍，是彼此在小街初中最熟悉的人。郎西的“永久”牌自行车和吴东的旧铺盖卷並排放在宿舍角落，像他们关係的隱喻——一个带著外来者的优越，一个怀著本地化的扎根之心。

篮球赛是他们共同的高光时刻。郎西身高臂长，镇守內线；吴东敏捷迅猛，穿插外线。汗水混著尘土，在年轻的肌肤上淌出泥痕。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后，郎西会搂住吴东的脖子，衝著场边零星的学生和几个已经结婚的老师咧著嘴笑，那是一种毫不掩饰的、拥有“最佳拍档”的得意。

那时，他们的友谊是真实的。郎西甚至会把自己追求邮电所女员工失败的事，带著几分自嘲讲给吴东听。“瞧不上我？哼，迟早有她后悔的。”他的愤懣在吴东“看开点”的安慰和一杯浊酒中，慢慢化解。

他们就这样做著不算知心、但尚可相互陪伴的朋友，在九曲河畔的暮色里，消耗著仿佛望不到头的青春。

九曲河畔的小街完中，像被时代浪潮遗忘的角落。学校除本部外，还有两个散落在更偏远村落的下属初中，但只有初一、初二，初三时，学生就到小街上上学。小街上这个完中有二十多名教师，像郎西、吴东这样的未婚男教师也就六七个，其中有本地人，放学后便各自归家，留下住校的几人守著空寂的校园。

2

八九年八月，数学老师简南分配而来，但这並未改变单身男教师们的根本处境。在那个城乡二元结构分明的年代，“国家户口”是婚恋中一道重要的分水岭。小街上拥有这个身份的未婚女性，掰著手指都能数清——无非分布在学校、邮局、医院、供销社这几个有限的单位。再除去已有对象或明確“不找教师”的，可选的目標更是寥寥。

其中一位，曾与校內某老师有过短暂恋情，无果而终后，其他男教师便因那点读书人的“臭面子”，不愿再尝试。另一位，是邮电局的话务员小秦，传闻容貌姣好，嗓音更是软语，沁人心脾。於是有阵子，总务处那部老式摇柄电话成了几个年轻男教师心照不宣的目標。他们时常佯装有事，溜进去，用力摇动电话，呜咽的接通声后，便是让小秦转接一些子虚乌有的號码，只为能和她多说上几句话。谁能与她聊得久些，事后便能成为私下里炫耀的资本。直到条件较优越的郎西的明確追求被拒后，这点虚无縹緲的心思才在眾人心中彻底熄灭。

现实就像寒冬腊月九曲河里的水，冰冷的。八十年代末，教师月薪不过八十余元。儘管已设立了教师节，但社会地位依然低微。社办企业的熟练工，收入往往超过教师；而那些令人艷羡的国有企业，如丝织厂、棉纺厂的女工，也因她们的工资比教师薪资高很多，而不愿与男教师交往。那些拨向邮电局的电话，与其说是追求，不如说是苦闷生活中一点可怜的自娱自乐，最终都心照不宣地无疾而终。

夜晚的小街，除了影剧院偶尔放映的旧电影，几乎別无娱乐。住校的教师们，多在备课、看书之余，聚在一起喝点小酒，天南海北地胡侃，排遣长夜的孤寂。

一个赛球后的黄昏，年轻人们照例小聚。酒过三巡，本地教师老郑，一位八四年毕业的大学生，带著几分醉意，拍著郎西的肩膀，打开了话匣子：

“兄弟，我懂。我八四年毕业来这儿，第一个月工资八十四块。相亲相了多少回？数不清了。为啥不成？就因为我是个教师！家里不开店，不开厂，父母是地里刨食的农民。人家城镇户口的姑娘，托人来问，我实话实说，换来的都是九曲河水东流去，打水漂了！”他猛灌一口酒，语气带著积鬱多年的苦涩，“街上多少人瞧不起咱们？他们说，『先生的钱，叫花子的命！嫌我们穷，嫌我们小气，算得精明！我出去买东西，都不敢说自己是老师，怕啊，怕那眼神！”

他顿了顿，眼神望向窗外漆黑的夜，声音低沉下来：“我爹妈为我这婚事，好几年没睡过安稳觉。八二年考上大学，我们村上我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，那是多么光宗耀祖啊！为此，父母还办了酒席为我庆贺！谁曾想，儿子连个对象都找不著……记得有一天，有家长因为我课后给他孩子补课，送来一篮子山芋，我激动好几天，觉得被看得起了，被人尊重了……”

他收回目光，重新端起酒碗，与郎西用力一碰：“兄弟，哥跟你说，別泄气！国家户口不是免死金牌，別被它框死了。你看我，老婆虽不是国家户口，现在不也老婆孩子热炕头了！兄弟们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干！”

郎西仰头，半碗苦涩的啤酒咕咚下肚，火辣辣地烧灼著胸腔。

“郑老师说得对，”一旁的吴东也举杯附和，“看开点，喝酒！”

酒精暂时麻醉了失意的痛感，但醒来后，现实依旧如九曲河水般，冷冷地向前流淌，看不到尽头。